一年中，有200天甚至更長的時間，都在外出差。

每天，電話總在響、客戶見不完、路上總在趕……

包里始終裝著筆記本，上面記滿了密密麻麻的數字、同行間的交流、工作上的思考，以及業務上的安排……

有時候，臨時想起什么事，除了在筆記上記錄，他還給自己發微信。

這些事兒，說的都是京冀工貿總經理鄭文龍。

做事細

陽春三月，溫暖的海風吹拂著，京冀工貿天津庫道邊的花株吐出了嫩芽。

這些年來，天津庫的經理康少波，沒少跟鄭文龍打交道。

“他關注細節，也是個精打細算的人。”康少波說，“每次來庫里，鄭文龍總是在貨場上轉來轉去，轉半天之后，就找我提管理改進要求?！?/span>

有一次，鄭文龍從貨場回來，找到康少波問：“康總，整理貨垛用的鏟車，能不能把鏟斗更換成尺寸更寬的？”

康少波一時沒有明白鄭文龍的用意。

“現在鏟車的鏟斗寬度太窄，整理垛位時，一鏟推過去，因為鏟斗只是推走了車前的焦炭，而靠近車輪的焦炭塊沒有推走，這樣會造成車輪碾壓。”鄭文龍說，“要是換成寬鏟斗，推進寬度超過兩側車輪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”

聽鄭文龍這么說，康少波笑了，“碾碎那么一點兒焦塊，能有多大影響？”

“多大影響？”看到康少波的不解，鄭文龍嚴肅起來：“打個比方說吧，這一塊焦炭本來值兩塊錢，壓碎成焦粉之后，連一塊錢都不值了。”

記者了解后得知，到鋼廠，焦粉的價格大約是焦炭價格的40%。比如，1月份到下游鋼廠的焦炭價格約為1800元/噸，焦粉約為720元/噸。

對于一個年流轉規模近150萬噸的貨場來說，控制不好焦塊碾壓意味著什么，是顯而易見的。

怪不得鄭文龍如此在乎！

京冀工貿烏海辦事處的周強說，鄭哥（鄭文龍）把每塊焦炭都看成了自己的心頭肉。“看到貨場上被碾碎的焦炭塊，他總說‘這要是你家里的東西，你舍得碾成這樣嗎？’”

為了改變這一狀況，康少波直接聯系了廣西柳工產品設計院。

兩個月之后，用于整理垛位的鏟車鏟斗寬度，從3米改到3.4米，最后改成了3.8米，每側超過車體寬度25厘米……

“現在情況怎么樣？”

面對記者問題，康少波開心地笑了：“效果很好，碾壓情況很少了！”

廣西柳工反饋的信息說，這么寬的鏟斗，在整個華北地區，只有京冀工貿的焦炭貨場上有。

鄭文龍的細致，還有對倉庫貨垛的苫蓋要求。

在京冀工貿天津庫，近40個貨垛，在16萬平方米的場地上擺開。有些貨垛，長約30米，寬約20米，高約4米。

如此規模，如苫蓋不妥，苫布被大風吹開，逢上下雨之后裝船，就可能導致發到鋼廠的焦炭水指標超標。本來是干熄焦，若含水超標嚴重，鋼廠便會按水熄焦價格結算，就會吃大虧。

焦炭貿易領域曾流傳這樣一個案例：一家做焦炭的貿易公司，在集港裝船的過程中，下起了暴雨，引發集港貨垛淋雨，加上貨船艙門故障關不上艙門而灌雨，結果導致發到鋼廠焦炭水指標高至3.4%（合同要求水分3%以內），一船貨損失了100多萬元。

為了避免這樣的事兒，鄭文龍每次到倉庫，都會叮囑管理人員加強貨垛科學苫蓋。

康少波說，鄭文龍要求他們要確保苫布質量不老化，苫蓋貨垛時，兩塊苫布間邊緣重合不得少于20厘米，增加固定苫布繩索密度，合理布局固定重物袋并增加數量，確保大風刮不開苫布。

除了千叮嚀萬囑咐之外，鄭文龍無論到哪個港口做調研，心里都還惦記著觀察貨垛苫蓋情況，一旦看到誰家的貨垛苫蓋方法更好，就立即拍照或拍視頻，發給康少波，讓他們學習借鑒。

與記者談起此事，鄭文龍立刻拿出手機，打開視頻，“你看人家苫的貨垛，繩索繃得像縱橫交錯的方格，一根繩子上栓很多重物袋，這么壓住，風再大也吹不開苫布。”

在廣西梧州和湖北武漢出差的日子，鄭文龍還在電話中問，“天津倉庫買沒買繩子？”。

業務精

“老鄭不僅做事心細，而且業務能力強。”說起鄭文龍，京冀工貿天津辦事處的趙少鵬說，“從焦化廠的上游煤，到焦化廠生產、焦炭各項指標，到短駁、長途貨運，無論汽運、火運、水運，再到鋼廠原材料的存儲等各個環節，他都諳熟于心?！?/span>

“在倉配管理、取樣指標等各個環節，我們都有一是一。”趙少鵬兩眼閃著光，詼諧地說，“不敢‘忽悠’他，每一個細節他都熟悉，你只要做得不合理，根本躲不過他。”

不只是趙少鵬，了解鄭文龍的人，以及他的同事們，也都說“老鄭各個環節都‘精’得很?！?/span>

“少鵬和另外幾個同事也都很棒?！编嵨凝堁凵窭锪魈手鴪砸悖爱吘勾蠹叶际菑氖裁匆膊欢?，一步步走到熟悉業務的?！?/span>

大學畢業后，鄭文龍來到京冀工貿，先做了一個時期的鋼貿業務，熟悉了鋼貿的上下游，也熟悉了鋼廠的生產、原材料采購等相關情況。后來做焦炭業務，鋼廠成為鄭文龍服務的下游客戶。曾經積累的鋼廠原材料采購信息網絡，無疑也助力了鄭文龍做焦炭業務時，對行情趨勢的判斷。

       事情遠遠沒有那么簡單。

鄭文龍說，剛做焦炭業務時，自己也是“兩眼一抹黑”。路，需要自己摸索，于是鄭文龍就和同事一起去港口買貨，去上游焦化廠一個個跑。

鄭文龍和同事先開車去了山西省。

給焦化廠門口的保安遞支煙，要個銷售的電話，就先打電話問問采購量和價格方面的事兒；有的焦化廠，門口保安直接說“沒有電話”，連廠門都進不了。

“剛開始時，是最難的。”鄭文龍說，“沒有渠道，沒有資源，也沒有認識的人?！蹦蔷陀谩氨抗Ψ颉辈粩嗤卣官Y源——去上游焦化廠跑，找朋友介紹；在港口，遇到同行，就跟人家聊聊天，多打聽一些信息；多交朋友，多交流，多拉幾個行業微信群。

有了一些行業群后，就可以即時關注到群里討論的行業信息，如價格變化、貨源是否緊張、庫存大小等情況。

從2016年開始涉足焦炭領域至今，鄭文龍的足跡遍及山西、內蒙和寧夏及山東、青海和新疆等地的30余家焦化廠。所到之處，他都全力以赴、深入了解與焦炭相關的煤、焦、運、配、倉儲、行情等信息，每天把關鍵信息梳理復盤，用筆記錄在本子上。

“這些年來，估計鄭文龍累計有十幾個筆記本?！壁w少鵬說，“無論走到哪兒，他包里總帶著筆記本；他不僅自己記錄，還給我們每人都買了一個本子，要求我們在工作中不僅要細心看、仔細想，還要認真記、靈活用?！?/span>

果不其然，當記者與鄭文龍面對面交流時，他隨手就從包里拿出了一個深藍色的厚厚的16開筆記本，準備記錄。

“這本子都記些什么？”記者也心懷好奇。

鄭文龍隨意翻開其中一頁，密密麻麻都是數據；翻開另一頁，有的是行業信息，有的是同行交流要點……

所有能力的提升，都是積累的結果。不用揚鞭自奮蹄。十年如一日，日積月累，鄭文龍開始踏上行業的高原，正奮力向高原上的高峰挺進。

有一次，一個焦化廠的負責人與鄭文龍交流業務，擺出了自己的生產成本，表示無法下調價格。鄭文龍根據自己了解到的入爐煤成本、焦炭成本、化工產品市場情況，以及運輸費用、下游鋼廠的生產及鋼市行情、經濟形勢大小環境等，條分縷析。

該負責人細細聽完后，連連點頭表示贊同，兩人隨即達成了根據市場行情合理調整焦炭價格的共識。

趙少鵬說，鄭文龍的業務能力，不只是上下游的議價，而是一種綜合能力體現，是他對整個焦炭供應鏈各環節、各細節的極其熟知；有了這些基本功打底兒，“老鄭最厲害的，就是行業賬算得‘精’”。

在鄭文龍看來，京冀工貿的員工，幾乎每個人都可獨擋一面。高水準的業務素養，讓京冀工貿的業務能力、服務水平與企業品牌，在圈內聲名遠揚。

有一次，京冀工貿的林辰曦去山西出差，有位焦化企業的負責人說，早就聽說你們做得好，一直沒聯系上。

工作“拼”

說起工作的風格，同事王春雷、于亞濤、周強和趙少鵬，給予鄭文龍一個字——“拼”。

“我們給鄭哥打電話，80％的情況，都是通話中。忙完后，他再給我們回電話。”王春雷說，“他（鄭文龍）除了電話多，就是機票、火車票多，每個月要去很多地方出差。”

“你一年有多長時間在外出差？”記者問鄭文龍。

“2024年出差時間，200天左右?！编嵨凝堈f，“之前更多，有的年份，出差天數近300天。”

3月23日晚上，剛從武漢回來的鄭文龍，坐在記者對面說，“2月份，出差20多天；3月份，出差時間也得20多天。這不，明天要去山西了。”

因為總有電話打給鄭文龍，采訪總是一次次被中斷。

提起鄭文龍，趙少鵬總笑著調侃——手機永遠在響，客戶永遠見不完，路上永遠是“趕”。

約鄭文龍采訪時，第一次約，他去了鄭州；第二次約，他“剛在廣州落地”，之后去了廣西梧州；第三次約，他在視頻里笑著說——這里是武漢。3月24日，去山西太原后，可能就奔赴內蒙古……

背包，就在肩上，說走就走。 

2022年4月，于亞濤第一次跟隨鄭文龍到內蒙古的烏海。

一踏上烏海的土地，鄭文龍就帶著于亞濤奔向蒙西，接著去海南，之后就趕往鄂爾多斯……去上游企業熟悉情況，一站接一站跑，一圈下來就是200多公里。

一大早就趕到企業，看昨晚出了多少焦炭；與經營負責人溝通貨量；觀察各個客戶提貨情況；與銷售的人交流，了解市場行情、供貨量；談采購合同、議價；問銷售，如果采購量大，可以優惠多少……

“天天如此！”于亞濤說，“一口氣就跑了半個月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記者問。

“半個月之后……”于亞濤回憶，“鄭哥把我留下，讓我自己跑上游企業，他又去了別的地方。”

路上，伴隨鄭文龍的，有繁忙的業務，有藍天白云，有清風明月，還有大海星辰……

鄭文龍有多“拼”？

要么在出差，要么在跟同行交流，要么就在打電話安排工作。

在天津采訪時，趙少鵬說，自己的手機總是被老鄭打來的電話“輪番轟炸”。在內蒙古采訪時，記者發現，王春雷和周強的手機也是同樣的“遭遇”。

記者問他們：“鄭文龍平常都在哪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他們都大笑，“不管他在哪兒，他的聲音隨時都可能飛到我們耳朵邊兒?！?/span>

“昨天，老鄭打了12個電話，”趙少鵬翻著通話記錄，“這是少的，多的時候，會打來20多個電話，時間長短不定，都是業務上的事兒。”

最讓大家難忘的，就是年前那次“深夜視頻會議”。

于亞濤說，視頻會議本來定在晚上十點鐘開，“后來鄭哥那邊有業務上的事兒，就說等等吧，這一等就到了晚上十一點半?！?/span>

視頻會議，從晚上十一點半開始，一直開到了凌晨兩點多。

第二天再開會不行嗎？

“當然不能了！”趙少鵬說，“第二天又有別的工作要干，白天大家都特別忙。”

有一次在餐廳吃飯，記者與鄭文龍坐到一個餐桌上。一頓飯的功夫，鄭文龍連打帶接三四個電話。兩部手機在手上換著用。

“你手機是不是經常發燙？”

鄭文龍大笑，“在冬天，兩個手機，都當暖手寶用。”

有時在凌晨一點多，于亞濤的手機，還會響起來，是鄭文龍問業務上的事兒。早上八點鐘左右，趙少鵬的手機便會被鄭文龍的來電喚醒。

至于在群里隨時進行的視頻交流，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兒。

3月23日，采訪結束的那天早上，不到八點鐘，就聽到趙少鵬在接電話，說焦炭取樣、水灰硫和強度指標的事兒。

沒錯，鄭文龍的電話來了。